终生为中国的美术事业辛勤耕耘的老版画家、原上海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上海画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第三届常务理事吕蒙同志，于1996年8月15日，在与疾病苦苦抗争达16年之久之际，静静地永远闭上了眼睛。这期间上海美术馆正在筹备吕蒙作品展，作品大都是他患半身瘫痪以后以顽强的意志用左手创作的中国画。画展准备在8月22日开幕，画家的夫人、著名作曲家黄准同志本来要用轮椅推着他去参加开幕式。在长年与病魔的斗争中，这对相濡以沫的革命伴侣，就曾以一把轮椅代步，共同走过多少名山大川，九闪出国访问和举办画展。但是，这一次老画家却未能亲临画展去领略一下开幕的盛况，在凌晨的病榻上，悄然地告别了我们。这种从不惊扰别人，把一切艰难和疾苦留给自己，正是吕蒙一贯的风格，直到81岁最后的时刻，都是如此！

  一、从革命硝烟中走来，在战火捕灭时创业

  “筚路蓝楼，以启山林”。

  用这句古代名言来评价吕蒙为美术事业而奋斗的一生，是再适合不过了。在他的革命生涯事，常常于重要历史关头，为了革命的需要，义无反顾地去披荆斩棘，开辟新径；或是率领集体去战胜困难，艰苦创业。

  吕蒙是中国新兴版画史中的第一代版画家，早在30年代初期，他在广州参加了由李桦先生发起组织的“现代版画研究会”，这期间与鲁迅先生建立了联系。1936年在上海参加了由沈钧儒先生领导的“上海文艺界救亡协会”，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走上了革命道路。1938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化装进入皖南抗日根据地，在建立不久的新四军政治部任宣传科长，在极其险恶的战争环境里，以美术为武器，进行抗日宣传活动。那时的印刷技术主要是油印，后来好容易搞到一块石印的石版，他就靠这块石版，办起了《抗敌》画报，由他兼任主编，实际上编辑部连他只有两人，他们就是这样白手起家，自编、自画，还要自描石版，并帮助工人印刷。于是一份单张四开的“宣传群众、动员群众”为目标的、新四军最早的一份画报诞生了。后来，因工作需要，他离开了《抗敌》画报，又去从事美术教育工作，办文艺刊物，运用种种方式方法，积极培养人材，为革命队伍输送了一批批艺术力量。

  我和吕蒙同志相识，始于解放战争期间的华东军区政治部所属的《华东画报》社，当时来自新四军和山东八路军的一批美术、摄影工作者汇集一起，组成了一个团结紧密而富有朝气的集体。吕蒙当时任画报副主编，他和其他两位负责人龙实（主编，建国后曾任四川美院院长）、鲁岩（副主编，建国后曾任福建省出版局长）都是三十岁岁刚出头，在我们这些二十刚出头的年轻人看来，他们已是非常老练的领导者了。这个领导核心全心全意地为工农兵服务，为革命的美术事业不惜牺牲一切的思想作风，给我以后在文艺工作道路上的成长以重大影响。

  随着华东战场的胜利变化，我们这个革命集体于1949年春随部队从山东南下，不久到了解放后的上海。《华东画报》社编入了上海军管会文艺处，吕蒙被任命为画报社社长，主持筹备画报在上海的出版工作。同时还担任军管会文艺处美术室的领导职务。这时的上海刚刚经过战火的洗礼，百废待兴，社会还极不安定。我们这个来自部队的文化单位，离开了华东军区政治部，要自立门户，不仅要尽快在上海立稳脚跟，而且还要争取画报以崭新的面貌早日出版，迎接新中国的诞生。任务是如此紧迫，环境又如此陌生。面临五光十色、纷纭莫测的这个大城市，对我们这些穿着军装的文化兵来说，实在是一场新的考验！吕蒙这个当家人，在这种形势面前，支阳从容不迫地率领大家去艰苦创业。他是一位善于团结同志、依靠集体的领导人，遇事总先和大家商量，听取意见后再做出决定。他又是特别严于律己、以身作则的带头人。军管会分配了一所在江苏路的三层楼房给我们，既做办公用，又做宿舍。这所楼房原是敌产，适合做宿舍的房间的甚少，房主逃跑时匆解放后丢下了一应俱全的沙发等家具。吕蒙在分配住房时，把一些像样的房间分给别的同志，有的做了集体宿舍，偏偏为自己选了三层楼上一间最狭小的西向的房间。这原本是房主佣人的居室，室内只能放一张单人床和一张两屉小桌，夏天向西的小窗户射进的太阳一晒，使这个名副其实的斗室闷热异常。按说他在我们当中革命资历最久、年龄最大，工作担子又重，如果住得稍微好一些，谁也不会有意见，但他却一定要坚持这种克已奉公的作风。

  《华东画报》社刚在上海落脚，吕蒙就率领大家积极开展业务。他一方面组绢我们到工厂和农村采访，与广大工农群众广交朋友，一方面又和上海的美术界、摄影界人士建立联系，把毛主席的文艺思想带到上海来，把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带到上海来，把画报办成真正为群众喜闻乐见的刊物，这是吕蒙一再强调的工作准则。画报社刚进上海时，解放军警卫部队曾派战士在门口站岗。安全是安全了，气派也有了，但文化界人士和群众却把画报社看成一所“衙门”，等于无形之中与群众之间隔了一堵墙。吕蒙见此情景，十分着急，便很快找上级要求撤掉岗哨，以便更好地联系群众。

  经过紧张的一段筹备，新版《华东画报》在新中国宣告成立后很快出版。它以摄影、连环画、通俗文艺等形式和密切联系现实生活的内容，受到社会广泛欢迎，对占领文化阵地起了重大作用。

  吕蒙的父母住在杭州，自1938年他投奔新四军，与父母分别已十余年。现在杭州也已解放，沪杭之间路途又近，他怎能不盼望早日回去探望一下双亲。但是由于工作责任心使他一再拖延探亲日期。直到1949年底我出差浙江探访他托我带上一封家信，嘱我当面向老人说明情况，请老人释念。熟悉吕蒙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位很富于人情味的人，绝不是缺乏孝心。他在托我带信时，也一再吐露出他思念父母急于相见的心情。但从他一再推迟探亲的行动上，又使我深深感到这是一位多么值得崇敬的公而忘私的人。

  二、在困境中开拓前进，为革命出书育人

  《华东画报》社于1951年并入华东人民出版社，为该社之美术部，吕蒙任副社长，分工主管美术部。这时的美术部已扩充为《华东画报》、《工农画报》、连环画等三个编辑部门。我被任为《华东画报》编辑部的负责人，在吕蒙的直接领导下具体掌管《华东画报》全面编辑业务。当时我只有24岁，深感自己既没有经验，业务又生疏，不免有些胆怯，便向吕蒙吐露了心情。吕蒙听了后，一再鼓励我说：“革命的需要，就要鼓足勇气干，业务不熟悉就在干中学嘛，咱们一块干一块学，出了问题，有我承担责任，不要怕！”他一面说着，一面用热情期待的目光望着我，充满了信任和鼓舞。这目光，这力量，至今还使我难以忘怀。吕蒙说到做到，在此后的工作中，从方针政策到具体编辑业务都不厌其烦地对我加以指导，使我树立起信心，较快地对业务熟悉起来。

  1952年，在这个美术部的基础上建立了华东人民美术出版社（后改为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吕蒙任社长。于是，他又是日夜操劳，使这个出版社——成立就具备了比较坚实的基础，编辑机构除《华东画报》、《工农画报》、连环画册外，还有图片画册等编辑部门，人员扩充近百人，其中有不少是著名的编辑和画家。

  华东人民美术出版社在吕蒙的领导下，十分注意树立艰苦创业的社风，当时出版社没有礼堂和食堂，便在院子里用茅草搭起一个棚子，既做礼堂，也当食堂。冬天在里边开会，常把钢笔冻得写不成字，而这个“草棚礼堂”一直用了四年多，才建了新的礼堂。

  出版社规模扩大了，出版范围广了，但吕蒙一直重视出版的方向问题，他一再强调越是规模大了，人员多了，越要重视出版物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要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方针。上海是连环画的大本营，从解放以前就集中了一大批连环画编创和出版力量。吕蒙十分重视连环画所长才提高的问题，他经常以鲁迅先生倡导连环画的言语和思想，激发我们加强这一工作。《华东画报》在解放区就把刊载连环画当做重要艺术形式之一。到上海后，在吕蒙的主持下，先后又发表和出版了一些连环画，如黎冰鸿的《圈套》、赵宏本的《海上风暴》、江有生的《秧歌大王李秀兰》，由我写诗，赵延年绘的《劳动英雄张富贵》、黎鲁编绘的反映工人生活的《金娣》、程十发、十浩绘的《老孙归社》等，这些作品以深入表现革命的现实生活和新颖的艺术形式，给上海连环画界带来一股新鲜空气，对推动连环画在建国之初的革新，起了一定的先导作用。

  吕蒙还十分注意把出书与育人结合起来，把学习理论和总结实际工作经验结合起来。吕蒙、沈柔坚（当时任副总编辑）还经常给干部讲课，组织经验交流会。干部队伍的水平较快地提高起来，还陆续向各地输送了一些业务骨干，为新中国的美术出版事业做出了贡献。

  三、峥嵘岁月创杰作，艺术光彩留艺苑

  一直忙于行政领导和组织工作的吕蒙，很少有时间从事美术创作。作为一位老版画家，在他创作生涯事留下来的代表作品，还是在抗日战争中，由他和莫朴、程亚君三人合作的木刻连环画《铁佛寺》。这套根据真实事迹编创的作品，共110幅，篇幅如此之长，思想性和艺术性之突出，都是很少见的。作品是在1942年到1943年的反扫荡的空隙中，深入群众，边创作边打游击的情况下完成于淮南解放区。作品内容是通过一个叫铁佛寺的农村清除暗藏敌人的斗争，教育根据地军民擦亮眼睛，打击暗藏的敌人。三位画家在深入群众体验生活后，编出了脚本，便在一家农民的小屋里，日以继夜地进行刻作。据吕蒙的回忆文章介绍：“当时战争的环境十分艰苦而险恶，不久就遇敌寇扫荡，各人分散打游击，只得将所刻作品（木板）包装好埋在地下”。敌人的扫荡被粉碎后，他们所刻的作品中有多幅木板因为湿气所蚀，翘了起来，不得以“按下心头怒火，重新创作。”到以后敌人又发动大扫荡，部队化整为零，三个人分散开了，还有十分之二的作品只好由吕蒙单独完成。于是吕蒙便与敌人抢时间，一天以5至6幅的速度完成了整个创作任务，因而手指都磨出了老茧。从这些回忆中，我们深深地感到老一辈革命文艺工作者怀有多么强烈的责任感。也正因为如此，这部作品并未因创作时间紧迫而影响质量，反而有着浓郁的生活气息，洗练的构图，粗犷的刀法，生动而富有个性的人物形象和富于时代特点的故事情节，使这部杰出的作品为中国的版画和连环画艺术史留下了一部不朽的作品，也留下了一份值得后人继承和发扬的优良传统。

  《铁佛寺》木刻连环画在新中国成立后，先是在上海《华东画报》社由吕蒙整理选用了60幅出版了单行本。1982年我在人民美术出版社工作期间，组织了一套《连环画艺术研究丛书》，将《铁佛寺》（60幅本）列入其中。我将此事告诉吕蒙，请他支持并写文章。他本来对重新出版此书抱着十分谦虚的态度认为作品质量不高，可以不再重新出版。经我一再说服，才表同赞同，并写了一篇文章，详细地介绍了在战争环境中的创作经过和体会，还以亲身的实践论述了鲁迅提倡连环画的重要意义：“在敌后，在党的领导下，我们早就在探讨艺术大众化的问题。想到鲁迅先生提倡的到连环画是一个很好的形式”。他在总结经验中特别强调说：“在木刻的风格上，我们决定尊重农民的欣赏习惯”，“西洋画中群众所能接受的一些艺术表现手法也适当吸收，务求其写实而又接近于中国气派”。他同时还详细地介绍了集体创作如何发挥各自所长，融汇成一体，以及在群众中体验生活的收获。这篇由他带病完成的文章，今天看来仍然不失其珍贵的指导意义。

  四、为护新绿丛起，何惜遍体伤痍

  我曾为一棵长满伤痍的老松题了一首赞诗：“只因盘根大地，千年永葆生机；为护新绿丛起，何惜遍体伤痍”。在回忆吕蒙的事迹中，我忽然联想到：这同不正是吕蒙的风格吗？

  1953年初，由于大区撤销，《华东画报》停刊，我调到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专门从事连环画工作。至今我还记得与吕蒙分手之前，他一再叮咛：“到了北京有什么困难需要帮忙，尽管提出，这里是你的娘家啊！”是的，“娘家”的亲情，在离别之后，越显得那样的宝贵，而这个“娘家”更主要是有吕蒙这样的当家人啊！

  在我长期从事连环画的工作中，特别是在遇到重大困难之时，常常得到上海的老战友和同仁们的热情帮助，这是与吕蒙这位老领导的关怀分不开的。1953年初人民美术出版社建立连环画册编辑室，当时的任务就是多出、快出好书，以占领青少年的思想阵地。我作为这个部门的负责人，深感责任之重大，同时也觉得自己的经验还很不足，新建的编辑室人手又少，一时困难重重。于是，也就把上海当作依靠的“娘家”而不断求援了。现在回顾50年代北京“人美版”的连环画，有不少就是出自上海画家的手笔。50年代初，我们首先在北京画家中组织了《水浒》长篇连环画库，不久又确定了《岳传》长篇画库的编绘出版任务。这部共15集的画库，工程量也十分繁重，再在北京找画家十分困难，只有到上海找“娘家人”了。于是我便带着编辑来到上海，先是得到吕蒙的大力支持，然后又在黎鲁、赵宏本等同志的帮助下，由黎鲁负责的新美术出版社中组成一支强大的创作队伍，使这套画库顺利完成，以其“上海画派”的风格，受到几代读者的欢迎。那时候的北京、上海、天津、辽宁等几家主要出版连环画的出版社，每年都举行一次工作联系会议，交流选题，避免选题重复和争夺作者，互通有无，把出版好书、占领思想阵地当做至高无上的共同目标，现在那种令人气愤的“地方保护主义”，在当时很少出现。吕蒙当时做为上海市美术界和美术出版社的领导人，经常亲自参加联系会议，他的助人为乐、赤诚坦荡的思想作风，对树立美术出版社界的良好作风，可说是起了极大的作用。

  在50年代后期，“左”的思想急剧抬头。吕蒙这样心胸坦荡而又刚直不阿的性格，在反右倾整风运动中，遭到极不公正的对待，受到降职降级处分，在精神上遭到重大打击。但是，身处逆境的吕蒙总是从大局出发，坚守党的纪律而忍辱负重。在“文革”的风暴中，他在“造反派”的冲击下，始终信守党的原则，竭力保护老战友。当时我也身受冲击，“造反派”多次到上海搜集我的“罪证”，责令吕蒙交待。但从吕蒙那里拿到的都不是什么揭发，而是实事求是的“鉴定”。这样的“顽固态度”，必然要遭受到更大的打击。在那样的岁月中，对一位刚直不阿、披肝沥胆于革命事业的抗日老战士，要忍受多么不可名状的精神压抑和痛苦！

  粉碎“四人帮”后，吕蒙以64岁高龄复出担任了上海画院院长。十年浩劫后，百废待兴，他仍然一如既往、精神抖擞地奔走于工作岗位。不料正在他出差途中，突患脑血栓中风，经抢救，好容易能勉强行动，但右侧肢体致残，一直不得恢复。这样的突发重病，与他的长期超负荷劳累，特别是遭受精神上的摧残，是不无关系的。但是，病后的吕蒙，却坚持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与病魔进行了顽强的斗争，重新走上了以艺术为人民服务的新途径。

  本来吕蒙在美术创作上就有着深厚的修养和不凡的才能。除他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与别人合作的《铁佛寺》外，还有他在1962年忙里偷闲创作的套色版画《菊花》。《菊花》以意趣新颖的装饰美和所表现的盎然生机，引起国内外观众的好评，为中国美术馆收藏。这对他来说，仅是“偶而露峥嵘”而已。在长期“为他人做嫁衣”和“甘为人梯”的日子里，他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发挥自己的艺术创作才能。而在这次支撑着半侧瘫痪的身躯站了起来之后，再没工作辛累了，使久久蕴藏的艺术才能得以淋漓尽致的发挥出来。从他这些以左手画出的彩墨画中，我们又可以看到吕蒙的性格：奔放的构思，热烈的色彩，豪迈的气势，粗犷而浑厚的笔墨，奇幻而壮丽的意境，使我们感受到老画家对生活、对时代、对祖国所寄与的深厚的情感。通过这些作品，我们还看到画家既不局限于中国画的传统，又未囿于版画的一般模式，而是一种大胆的突破和探求，这也正是吕蒙一贯固有的勇于追求、敢于创新的精神。

  五、在革命最后一班岗，痴心不改，坚贞如故

  晚年的吕蒙在最后的一班岗上，以至后来与病魔苦苦抗争之中，还不忘对同志们的支持和关怀。1979年8月，在我主管的《连环画报》上刊登了一篇有力地揭露“四人帮”罪行的连环画《枫》，在社会上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由于当时“左”的思想影响，本期画报被上级勒令停售，我和编辑部一时受到极大压力。吕蒙这时刚出任上海画院院长，在敏忙中给我寄来一封长信，执行者央而出，仗义执言：“《枫》这部作品是对现代迷信的控诉！作者、编绘者真实地（从内容到形象）反映了当时的历史，是一大功劳！”“‘四人帮’可以断章取义、抓住一篇作品的片言只语就定作品——甚至作者的死刑。这种流毒至今没有肃清！……你们的座谈会开得好，有教育，有启发！民主只有在斗争中才能发展。除了个别同志的某些发言外，其他同志的发言都是很正确的，代表了群众的呼声和水平。我举双手赞成！”不久，《连环画报》在社会广泛的支持下恢复了发行，而吕蒙却在写此信后不久，便患了中风，左手写字如他所说：“像仓颉造字一样困难”，但还多次写信给我，询问画报的情况，并对我进行鼓励。这是一些多么不平常的信件啊！今天再看看这些凝聚着革命情谊、在手臂抖动下吃力地写下的字迹，多次使我忍不住流下了泪水……

  中国连环画出版社这个中国唯一的连环画专业出版社，于1985年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宣告成立，作为这个社的创建者，我始终不能忘记在当时给予无私援助、鼎力支持的革命前辈们和战友们。那是在一无人力二无财力、连办公场所都没“立锥之地”的情况下建立的一个出版阵地，它的情况正像战争年代在既无粮草又无弹药而需要冲锋向前一样。困难之中见真情，这时战友的支援，就更感到无比的珍贵！吕蒙从一开始就鲜明地表示要大力支援而且对上海连环画界的同志们，一有机会他就号召大家来支援这个新生的出版单位。为了赢得社会对我们社和连环画事业的理解和支持，我率领部分同志于1989提3月去上海举办了中国连环画出版社首届原作展。为办此展，吕蒙和上海同行们竭尽全力地给予了帮助。不料开幕那天，天气突变，大雨滂沱，久久不停。我想这样的坏天气，吕蒙恐怕不会来了。在美术馆展厅门前，正当我焦灼等待时，吕蒙却在黄准的搀扶下从一辆汽车里走出来。我突然感到一股热流涌向心头，急忙迎上去，这时雨水已打湿了他的上衣。我紧紧握住他那双不能伸开的双臂，感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而吕蒙却兴奋异常地说：“下雨，我也一定要来看看你们的成就，看看大家。”在展厅里，他拖着一条不灵便的腿，一面仔细地看展品，一面听我们介绍作者，不时发出欣慰爽朗的笑声，使我深深感到这位饱受病魔摧残的老领导，如此热情洋溢，正是他一贯支持新生事物，重视连环画事业的具体表现啊！

  1993年秋，我因工作到上海，又去探望他。这时他病情已重，不再能行动了，但思维仍敏锐如常。当我挨坐他身边时，他紧紧握住我的手，似有千言万语要倾诉而又力不从心，不禁悲愤难抑地叹息着，一阵激动，眼圈红了起来。我强忍着痛楚之心劝慰他。黄准同志也帮我劝他，同时告诉我：“近来吕蒙见到老同志，就容易动感情。”吕蒙在我们的劝慰之下，平静了下来，话题转入了战争年代和刚进入上海时的往事，他渐渐面露欣慰的笑容。但随着话题的展开，他的声音又沉郁起来：“维朴啊，当时上海解放，我们打进来，国民党跑了，他们大失败、大撤退了，我们现在如果不坚持革命传统，任腐败之风蔓延发展下去，脱离了人民群众，也可能出现大失败、大撤退的危险啊！毛主席不是多次告诫过吗？”

  他一字一句地说得那么真切，那么深沉，使我立即感到：还是这样一个对党无私赤诚的吕蒙啊！忧国忧民一如往常，这些沉甸甸的语言像是对我的叮嘱，又像对后来人的期待和勉励，在我们促膝长谈中，他的目光总流露着对同志和对生活的无限眷恋之情。直到我和他合影留念，起身告别，都是如此。想不到，这次聚首，竟是我们的永别！

  ……

  回首我和吕蒙在革命队伍中结识，半个世纪以来，以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到分离两地而又密切联系，给我以大力支持，都使我深深感到这是一位对我的革命生涯有着重大影响的良师益友，我作为一个在革命队伍中成长起来的人，在回顾自己的人生历程时，总是感激党对自己的培养。而在党的培养之中，又总有一些对自己的一生起着具体的，甚至是在关键时刻起着关键作用的领导人和战友。在和这样的同志相处之中，于当时当地，也许还不会感受至深，但当久别之后，历经岁月的考验，尤其到了古稀之年，巡视自己走过的漫长人生旅途，也就会有更多、更深的感悟。当吕蒙——与我半个世纪心心相印的老领导与世长辞后，使我突然感到我又失去了一位多么难得的好领导，好同志！他那鞠躬尽瘁的精神，赤诚坦荡的人品，豪爽热情的性格，锲而不舍的作风，还有顾全大局、忍辱负重的党性修养，……这些感人的事迹和他那亲切的形象，都更加清晰、频繁地出现在我的记忆之中，引发起我难以排解的悲痛！我不敢相信他已永远离去，他好像还与我们在促膝长谈，给我以启示，以鼓励，启发我以深思，以警觉。是啊、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的革命事业取得了多么巨大的胜利，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种种腐败之风在恶性滋长蔓延，文化队伍中身为“灵魂工程师”而出卖灵魂者大有人在，戕害青少年的精神毒品泛滥于一时……这些现象都意味着我们的文化艺术队伍面临着多么严峻的考验！我们怀念文艺前辈的丰功伟绩和他的崇高的品格，而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又应该如何坚守岗位，如何学习和弘扬他们的精神呢？如何告慰他们安息于九泉之下呢？

  是人老以至感情更加脆弱了，还是对年轻时的友谊更多悲惜之情？当我抑制着悲痛陆陆续续边忆边写这篇缅怀文章时，常常不得不停笔拭泪，甚至失声痛哭，一位平凡而又伟大的革命前辈和战友永远离我而去了，但愿我这篇片片断断的缅怀之言，不仅能激励自己和我的战友们，化悲痛为力量，也能使后来者知道前人为了革命事业，是如何披荆斩棘，奉献出一生，从而领会：继承和发扬这些优良传统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