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工》这幅套色水印木刻，是1940年我在太行刻的。那时我还是个娃娃，这幅木刻当然是萌芽状态的东西，是“豆芽菜”。但四十年后的今天再看到它，引起我不少回忆。

  1938年冬，党中央号召延安的干部到敌人后方去开辟抗日根据地。鲁迅学术学院也成立木刻工作团，派往前方去工作。工作团成员有：胡一川（团长）、彦涵、华山和我四个人。工作团任务是：举办木刻画巡回展览；深入生活，进行创作。我们和延安大批干部一起出发，干部队领队是北方局宣传部长李大章同志。我们这个队伍，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老干部，也有新干部。我们背着行李，步行前进，大家很高兴，一路唱抗战歌曲，特别爱唱冼星海同志的新作《到敌人后方去》。

  渡过黄河，来到晋西，住在双池镇，那里是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部驻地，准备过同蒲路敌人封锁线。在过路之前，领导派木刻工作团到附近决死队驻地去开木刻画展览。展览布置在大庙里，白天展览，晚上演戏，当时演剧三队在那里演出。

  我们带的一箱木刻作品，是鲁艺收集的，约有一、二百幅，一部分是延安的作品，一部分是从大后方收集的。这个展览，是木刻画的一次深入工农兵群众的展出，观众很多，反映很强烈，说明观众很需要木刻艺术，但对作品也有意见。意见集中起来主要是：没啥名堂（指内容没有生活）；不大好看（指形式欧化）。从群众的反映看，这次展览是不成功的。但群众的意见非常宝贵，给工作团思想上震动很大，给以后的工作启发也很大。那些作品的作者，当时大多还是没有和群众结合、没有生活的，所以他们的作品内容没啥名堂是事实；同时，那些作品都是用欧洲的木刻技法刻出来的，群众看不惯，说人说“满脸胡”。说不好看，不喜欢，也是可以理解的。但群众对这次展览很关心，热心地向我们提出问题。他们说：“为什么没有颜色，为什么没头没尾。”这些话，给我们木刻工作团的同志启发很大。后来木刻工作团搞木刻连环画和新年画，就是根据群众这个要求做的。木刻连环画有头有尾了，新年画有颜色了。

  跟一一五师过了同蒲路敌人封锁线，翻过绵山，来到晋东南，那时敌人只占领铁路沿线，晋东南还没有敌人。我们行军的最后一天，在路上遇到朱总司令，他带领一些人去沁县参加群众大会。我们到达目的地后，领导通知鲁艺木刻工作团去沁县开画展。我们赶了两天路，来到沁县，群众大会已经开始了。我们在会场周围布置露天展览，正是数九寒天。天气冷，风又大，展览效果更不好了。自从晋西展览失败后，工作团内部对展览工作没有多大劲头，想放弃巡回展览工作了。

  沁县大会后，我们回到八路军总部驻地。一天晚饭后，李大章带杨尚昆（北京局书记）、左权（八路军总参谋长）、陆定一（政治部副主任）来到工作团住所看望我们，对工作团工作很重视，很关心。

  不久，我被分配到《新华日报》华北版工作。工作团其他成员仍留在总部，他们曾到长治城里开过一次展览，以后就分头下部队。回来后，在总部刻木刻连环画。胡一川、彦涵和华山每人各刻一套。我到报馆后，任务是为报纸刻木刻。当时担任木刻工作的除我外，还有陈铁耕和杨筠。报纸的木刻有四项：社论插图，放在报头上；国际漫画；文章插图；连环画。陈铁耕主要刻连环画，他刻了一套长篇连载的木刻连环画，名叫《李铁牛》，内容是对敌斗争。其它插图主要是我和杨筠刻的。社论一部分是延安发出来的，一部分是总部写的。社论插图大部分是当天夜里在灯下赶刻出来的。

  为了更好地发挥木刻工作团的作用，1939年6月，北方局决定工作团搬到报馆，任务有三：为报纸刻木刻；出版《敌后方木刻》为作《新华日报》副刊；继续完成连环画创作此时工作团人员扩大了，除延安出发时的四人外，陈铁耕和杨筠也参加了。三套连环画的内容是敌后抗战的小故事。《敌后方木刻》出过五期。这年秋天，敌人扫荡晋东南，占领白晋公路。我们从平原搬上太行山。

  1939年底，工作团在报馆总结工作，大家感到过去一年的工作成效不大。巡回展览因作品群众不欢迎，没起什么作用，放弃了；木刻连环画，内容是好的，形式也好，但制作费时，印刷困难，未能出版，也没有成功；《敌后方木刻》是报纸副刊，干部、群众看不到，作用也不大。怎么办？大家提出稿新年画。北方局同意我们的意见。于是决定工作团离开报馆，搬到总部，和艺校同住一个村。开始搞水印套色木刻，搞新年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