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记温勇雄创作的连环画作品

  

  写下温勇雄这个名字，不禁想起一副对联：“室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军旅画家温勇雄的连环画创作，当属“花香不在多”。

  就我所知他的连环画作品，可谓寥若晨星：署他真名的仅三部，即《南云岛上》、《无脚拖拉机》和《冬梅》；《日出之前》也是他的精心之作，却用了笔名高山。另有一本《龙均爵》，画世于1959年，署名某部队美术小组。我根据作品的表现手法，特别是对人物形象的描绘，判断出自他的手笔。细细品读该作品11、15、36、43、51等幅，比较典型地体现出温勇雄先生的艺术风格。

  他一生仅有五部作品问世，数量委实不多。然而这五部作品都堪称佳作，尤其《冬梅》和《日出之前》，更是获奖精品，为温先生赢得盛誉，从而确立了他在新中国连环画坛优秀画家的地位。可见数量多固然显示一种优势，但更重要的还在于质量。所以世间流传着一句俗语：“宁吃好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温先生以他的创作实践，表明宁可少而精，而不要多而劣；唯有精品才代表画家实力，才能广受读者欢迎而传世。

  创作伊始，温勇雄便出手不凡。1955年出版的《南云岛上》，采用铅笔画形式，其水平和娴熟程度不亚于同期顾炳鑫先生的《渡江侦察记》和罗兴先生的《雪地追踪》。从《无脚拖拉机手》起，他改为水墨画技法，直到最后一部《日出之前》。我虽然不会画画，但也知道水墨技法颇难掌握；或许画单幅作品还不太吃力，但画长篇连环画，无疑是艰巨工程，付出的心血格外多，不具备相应的功力，势必捉襟见肘，难以完成。

  据闻，温勇雄先生辞世于“文革”前夕。他的故去给连坛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但他的作品长存，能够长久地给人们带来思想教益、情感陶冶以及美的享受。

  

  　　　　　　　　　　　　　　（二）

  ——记方瑶民创作的连环画作品

  

  将方瑶民先生的早期作品与后期作品作比较，两相对照，可以看出画家艺术风格与技法的显著变化，夸张一点说，甚至令人感到不像出自同一人之手笔。这种变化固然受制于画家的主观因素，然而更能表明时代、社会的发展，即客观环境对画家创作产生的不可抗拒的影响。

  方瑶民先生创作于五六十年代的作品，带有那个历史时期大多数连环画画家共同的基本倾向与特点，即严格意义上的写实，或者说是当时提倡的革命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如表现我国现代斗争生活的《岸边激浪》、《华工血泪》、《卖工记》、《雪夜融冰》、《时间》等，还有反映外国儿童题材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包括与他人合作、歌颂古代农民起义领袖的《铲平王》，都遵循这一原则。似乎可以说，方先生与当年一大批画家，用他们的作品，铺设了新中国建国以来革命现实主义连环画的艺术长廊，构筑起一座令人景仰的丰碑。

  进入八十年代后，改革开放国门打开，社会日益发生深刻变化。这种变化不可能不在画家的创作中反映出来。如果说《玛瑙鏖兵》仍保持原先的写实风格，笔法已流露悄然变化的端倪，那么只要翻阅方先生为领衔主笔的几部作品，如《一千零一夜故事》上集中的《辛伯达航海历险记》，以及《世界文学名著》亚非部分第十二册中的《水浒传》，便能强烈感受到他的技法变了，风格变了，画面给人以新的视觉冲击，令人产生耳目一新的印象。可贵的是，这种变化并没有超脱或者背离现实主义创作法则，因为审视画面中的人物形象、环境描绘等，依然具有方先生创作的特点，只不过在基调的基础上有所丰富，出现变调，我权且用装饰性来表述自己的看法。这种装饰性，虽然不能断言与后来越演越烈的变型风毫无联系，但起码它是美的，读者能够且愿意接受的。它表明画家在努力超越自己，努力开拓表现力，努力使作品跟上时代步伐，具有现代气息，尊重与适应读者不断变化的欣赏兴趣与习惯。这种变值得肯定，它与后来一些画家、编辑们所推崇的变型及其所导致的丑陋不堪，自然不可同日而语。

  

  　　　　　　　　　　　　　　（三）

  ——看周光中的连环画作品

  

  六十年代的连环画作品，因有了贺友直大师的《山乡巨变》，一时之间大批模仿《山乡巨变》画风的作品纷纷涌现。这些作者中既有年青的初学连环画创作者，也有一部分资格较老的连环画工作者，足见《山乡巨变》的影响之大。不过这样一来，不少并不适合用《山乡巨变》这种画风表现的作品，也莫名其妙地带上了“湖南味”。

  然后也有很大一部分连环画工作者不为这股潮流所动，仍然以自己风格默默地进行着创作。那些有目共睹的名家自不必说。周光中先生也是其中之一。

  周光中先生问世的连环画作品并不太多，基本上集中发表在六十年代，数得出来的也就是改编自莎士比亚名剧的《李尔王》、改编自前苏联话剧的《悲壮的颂歌》、改编自阿尔巴尼亚电影的《山鹰之歌》和两本改编自当时作家短篇小说的《找红军》及《“团长”历险记》等。这几本连环画中前三本绘画风格基本一致，都是线条较粗、人物较大、背景较简、略带黑白。透出一股阳刚之气。在《李尔王》一书中塑造的李尔王形象尤为突出，给读者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在后两本更多地采中景，对人物形象的画明显地细致得多了。画面中的黑块不再是单纯地表现明暗，而成了表现服饰、道具和背景的不同色调。这两本作品较好地再现了脚本中交代的地理环境、时代特征和人物形象。例如《找红军》一书中对青年雇农王天林的刻划、《“团长”历险记》一书中对外号“团长”的小司号员的刻划，无不恰如其分地再现了原小说的神韵。

  可贵的是周光中先生没有受当时那股“跟名作风”的影响，走着一条自己的路，用基本符合原作精神的绘画风格创作了一些令人难忘的作品。看看今日连环画坛，跑马书横行、作品千人一面，更叫人怀念那个佳作纷呈、名家倍出的时代。遗憾的是“文革”以后，再没见到周光中先生有新作问世，也打听不到周先生何去何从。但愿此文刊出后，能有熟悉周先生的读者提供周先生的消息。

  

  　　　　　　　　　　　　　　（四）

  ——从张大经的连环画作品谈起

  

  “变形”，一直为大多数连环画爱好者所深恶痛绝，把它列为“葬送”连环画的一大“罪状”。其实，“变形”并不是绝对不好，许多画家都尝试过这一艺术手法，并获得了成功。象程十发、刘旦宅、贺友直、王亦秋、卢延光等，他们的一部分作品使用了变形手法的，照样被连环画爱好者们接受、甚至喜爱。所以变形的关键在于把握一个“度”。当然，怎么“变”是画家的自由，但作品一发表，就不是你画家一个人说了算了。读者认可，才是成功；读者讨厌，还是趁早“歇阁”。

  五、六十年代，连环画界不提倡“变形”，张大经先生的作品就显得十分突出。实际上张大经先生问世的作品很少，印象中只有一本《火烧新野》，当时就令人感到非常特别，很受青年读者喜爱，认为是一种创新。这本书在《三国演义》套书再版时被撤掉，另请叶之浩等重画，理由就是与整套《三国演义》风格不统一。这时我们不去探讨《火烧新野》该不该重画，只是就这册连环画本身来看，它绝对是一本好书。

  当时的古典题材连环画，绘画风格比较单一，仅仅区别在线条粗细、人物面形不同、景物层次多少等方面。《火烧新野》的问世，使人觉得面目一新，那适度变形的人物如诸葛亮的儒雅、刘备的深沉、张飞的豪放、曹仁的自大等等，都表现得淋漓尽致；更令人难忘的是那经过艺术处理的线条，细若游丝，却又笔笔到家，力透纸背；还有那装饰化的景物以及那些建筑物上独特的花纹，都不同于以往的画法。可以看出张大经先生从传统绘画中汲取了不少营养，却又巧妙地消化成了自己的风格。以后又陆续看到张大经先生为《三国演义》套书画的封面《赚曹休》和《五丈原》，与《火烧新野》的封面一样，设色彩用了桃红、翠绿、葡萄紫等，颇有民间木板年画的味道。可惜以后再没有见到张大经先生单独绘制的新作品，仅有一本《长石的巨变》（与韩和平等合作），从画面中的树木、山川画法上，依稀可以看出是张大经先生的风格。

  弹指间，数十年过去。如今连环画“玩变形”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玩的人太多，有的人玩得连自己都不认识了，难怪要被多数连环画爱好者嗤之以鼻。但是真正“变”得好的作品，读者是永远还会忘记的。张大经先生的《火烧新野》就是一个例证，常听一些连迷谈起这本连环画，都说“崭”。

  

  　　　　　　　　　　　　　　（五）

  ——记端木勇先生和他创作的连环画作品

  

  端木勇先生可能没画过外国题材，也没见过他的古典作品问世，就我所知，他创作的全部是中国现代题材。作为画家来说，失去在多种题材领域展示才华的机会固然可惜，但身不由己的他能集中精力专攻中国题材，表现现代生活和人物，在这方面下功夫且做出成绩，也不失为明智之举。这也正应了那句成语：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审视端木勇先生的创作，不难发现他是一位画兵的能手，曾塑造出众多人民战士的形象。虽然他也画过其他题材，如歌颂红岩烈士的《追悼会》，与韩和平先生合作反映地下斗争的《革命家庭》。此外，还画过《大跃进画库》中的《青春的声音》与《为生产服务的突击手》、《人民公社墙》，后几部作品想必都是交派的任务，而且都由他与其他画家共同完成。

  属于“兵”的作品，有侦察兵的《三下西亭》，空军地勤人员的《机械兵的标兵》，志愿抗击美国侵略者的《上甘岭》，马本斋率领的抗日义勇军《回民支队》等。他还与胡克礼先生合作了孪生战士《哥俩好》，与陈为明先生合作了赤卫队员《蔺铁头》，也是不同时期的兵的形象。这些作品中的战士，凡他独自创作的，都体现出人物造型特点：方脸庞，体态粗壮结实，充满战士气魄，不妨称之为“端木家班”（当年一些国内人士称顾炳鑫先生笔下的人物为“顾家班”），而合作的则是对人物造型的共同体现。

  出版于1964年的《霓虹灯下的哨兵》和次年的《豹子湾战斗》，标志着端木勇先生的绘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上了一个新台阶。他运用出色的线描创造出一系列战士形象，如守卫在南京路上抵制资产阶级“香”风、拒腐蚀永不沾的官兵，又如在陕甘宁边区坚持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战士等，都通过人物的姿态、动作、表情，刻画出革命战士的思想性格，表现出他们的精神情操。连长鲁大成的豪爽火爆，指导员路华的细致冷静，班长赵大大的憨厚朴实，新兵童阿男的聪明和好冲动等，都表现得生动、恰如其分。如果缺乏对战士的深入理解和热爱，纵然技巧再高，也难以准确描绘出战士的真实面貌。世界观与思想情感对创作所起的指导作用，在端木勇先生的作品中，可以得到验证。

  

  　　　　　　　　　　　　　　（六）

  ——记康济先生创作的连环画作品

  

  50年代，我国与前苏联关系非常密切，“老大哥”的文艺作品被大量译介进来，其中不少被移植、改编成连环画。众多画家担当文化使者，为传播前苏联文艺做出贡献，如华三川、贺友直、颜梅华、杨逸麟、汪观清、罗兴、高燕等。康济先生虽然鲜为人所提及，但他绝对是其中的佼佼者。

  是在1954年，康济先生画的《雾海孤帆》，就被我无数次地读过，这部根据卡达耶夫同名小说改编的连环画，书中两个孩子智斗沙俄密探，帮助起义水手脱离险境，故事曲折生动，画面简洁质朴，伴我度过了少年时代。走出校门之前，我又陆续读到他创作的其他前苏联作品连环画，如尼克莱·托曼的《穿过暴风雨》，著名戏剧家包戈廷的《列宁三部曲》以及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名著《暴风雨所诞生的》三集。我很感激康济先生，因为他给读者直观地展现了苏俄广阔的社会生活场景，塑造出一系列生动形象，特别是革命导师的动人风采。上述作品连同其他同类连环画，缩短了我与这个北方大国的距离，使我热爱上前苏联优秀文艺，从中汲取到各种养份。

  除此之外，康先生还画过欧洲题材的《人质》；特别是创作过许多我国的现实题材，如反映大跃进时期农村生活的《八个老黄忠》，描写少数民族斗争的《一把古老的弓箭》等。我随便翻阅一下《连环画报》，仅1959年合订本中就发现刊登了4篇他的作品，即彩绘的《两篮鸡蛋》和《他就是毛委员》，歌颂了人民领袖平凡而伟大的事迹；《深山浓雾》用水墨画描写地质队的故事，《谁是那“百分之十”》表现后进青年迎头赶上的精神风貌。

  康济先生是线描高手。与其他名家不同之处，在于他似乎不刻意追求严谨，初看仿佛下笔较随意，线条也粗率奔放。但细琢磨，在不经意中却显露匠心，讲究整体效果。他描绘的人物表情丰富，服饰准确，动作动感强烈，环境真实典型。这从他的代表作《暴风雨所诞生的》可以得到证明。我认为，康济先生的作品，画面承前启后连续性强，体现出连环画的特点，是真正意义上的有中国特色的传统连环画。

  

  　　　　　　　　　　　　　　（七）

  ——记董洪元创作的连环画作品

  

  我国几代读者都曾因读过《高尔基三部曲》，从中受到启迪教育而记住董洪元这位画家；董先生也因这套代表作而享誉连坛，几十年声名不衰，更赢得连友们的尊重与敬佩。这套书的内容固然深刻，表现了高尔基从童年起就受尽苦难，过早步入社会备尝艰辛，认识到阶级压迫和剥削，从而渴求真理踏上寻找革命道路的历程；然而绘画艺术更为出色，它真实地描写出沙俄时代广阔的社会环境面貌，刻画出形形色色人物的不同特点，特别是塑造出主人公高尔基和他的亲人以及早期革命家的生动形象，使几乎所有读过它的人都留下难忘印象。

  董洪元先生擅长钢笔画，比较早就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表现与绘画风格。解放前，他就以红叶为笔名，在建国初期，创作了一些作品，如反映波兰军民剿匪斗争的《魔鬼的峡谷》，歌颂苏联卫国战争中的游击队员抗击法西斯的《党的幼儿》等。还有一本根据丁玲著名小说改编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内容描写我国农村的社会变革与斗争生活，艺术风格质朴，虽然采用钢笔技法，但注意形式为内容服务，不给人以生硬、牵强之感。

  为少年儿童服务，致力于儿童题材绘画，既构成董洪元先生创作的一个显著特点，也成为他作品的主流。除上述提及的作品外，他还绘画了《小游击队员》、《小马倌与大皮靴叔叔》、《小冬木》等。他与王重义先生合作的《以革命的名义》，这部作品改编自同名舞台话剧，而原剧另有一个剧名，叫《列宁与第二代》，作品中除了刻画出列宁、捷尔任斯基的伟人风采外，同时还成功地塑造出几个青少年形象。

  孩子们多喜欢读童话、神话类故事。董洪元先生用他的生花妙笔，创作了外国的《雪女王》和中国的《东海人鱼》。作品充分展现画家丰富的想象力和高超的造型能力，他描绘的童话世界、龙宫仙境，景致优美瑰丽，非常引人入胜，将阅读者领进神秘、奇妙的幻境，随主人公一道遨游，从而得到心灵的净化与美的享受。

  

  　　　　　　　　　　　　　　（八）

  ——记罗盘先生创作的连环画作品

  

  当我查出罗盘先生创作的连环画，并翻阅这四十多册单行本时，一股敬佩之情油然而生。这不仅仅因为他画得多，更在于他画得好，大多数作品尽在精品之列；尤其是他独自完成的作品，无不展现其艺术风格的独特魅力。

  创作题材的丰富、多样化，考验画家对社会生活的熟悉程度，从罗盘先生的实践成果，充分显示他生活积累、形象贮备之丰厚，以及驾驭各种人物、描摹各种场景的高超本领。古今中外众生相流于笔端，大千世界情与景跃然纸上，他画过杨门巾帼、梁山好汉，画过唐·吉诃德、罗宾汉，还画过当代伟人毛泽东、周恩来，更画过工农兵大众。举凡惊险反特、科学幻想、工业攻关、农村建设等，都在他的作品中得到生动的表现。

  我最信服并推崇的要算他笔下的军事题材，可以断定他擅长处理战斗场面，通俗地说，他是画打仗的高手。无论是红军与白匪军展开鏖战《三伏马天武》，还是抗战时我军侦察队斗伪军《智夺马群》；无论是淮海战场骑兵部队堵击逃敌，《草上飞》威震敌胆，还是大军渡江、铁流千里，《战上海》乘胜前进；无论是《海上英雄》歼灭蒋军舰队，还是朝鲜战场《猛炸坦克》，以及长空比翼的《僚机飞行员》等等，这些发生在海上、蓝天、草原、都市的战斗场面，都画得生动逼真，活灵活现。骑兵们追击残敌，挥舞军刀向敌兵砍去，透过画面，我们仿佛听见战马嘶鸣和战士的呼喊；而我军炮艇向敌舰开火，那海面汹涌的巨浪，那爆炸的硝烟，激起的水柱，使鏖战场面惊心动魄，扣人心弦，给人以身临其境的紧张感受。罗盘先生用钢笔画、线描、黑白画等多种表现手法，出色地描绘出我军官兵的英雄气概，渲染了战场的激烈气氛。

  表现战争场景，罗盘先生在构图中常采用大全景，置战斗双方于鸟瞰之下，既显得气势恢宏，高屋建瓴，双方态势尽收眼底，同时又富有动感。如《草上飞》中的第26幅，《三伏马天武》中的第52幅、53幅，《猛炸坦克》中的23幅，《战上海》中的61幅、85幅，《海上英雄》的123幅等，都像电影的大全景镜头，使画面的战争场景有声有色，大气磅礴，一泻千里，从而具有一种壮丽而神圣的史诗韵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