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收时节》、《麦场风波》（山东人民1976年6月第1版，李瑞东画）、《杏黄时节》（辽宁人民1975年12月第1版，石豁志画）、《烤烟时节》（广东人民1976年6月1版，陆振卿、杨立群画）、《半篮花生》（上海人民1975年5月第1版，贺友直画）、《灿烂的珍珠》（上海人民1976年1月第1版，沈宝发画）、《柿子红了》（上海人民1974年12月第1版，施胜辰画）——在文革连环画之中，这一类作品相当有特点。从它们的名字（几乎都有“时节”这个关键词）就可以判断其特征：和季节有关，和收获有关，和收获季节有关，和于人“有益”的植物——农作物——有关。

  因为渗透着一种难以抑制的对收获的重要性的认同，渗透着由这种认同带来的由衷的喜悦，即使在今天看来，它们也普遍的是美的，它们表现了一种或者只是出于无意识的农业文明的本份。这种本份是形态美之外的态度美，是描绘对象和描绘者共同的劳动之美。

  和文革连环画中的大多数作品一样，它们的作者和创作态度是非常认真的。黑白线描的植物叶子、房屋背景、山岳远景、池塘衬景，都有着深厚的写实的基础。画家们不惜时间和精力，几乎是精益求精地对烟叶的脉络、槐叶的形状、杨树的疤疤累累的树干、柳树的依依荡荡的枝条、水生植物的特点鲜明的轮廓线等等植物形态和细节进行了写实主义的刻画。

  它们在对阶级斗争的表现和挖掘的同时也捎带着以现实主义的态度——至少是景物和环境意义上的现实主义态度——对那个时代里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作了客观的记录。如果忽略掉它们千篇一律的阶级斗争的苍白内容，它们在环境意义上可以说是一点也不输于古典题材作品的——尽管上演的故事不一样，故事展开的环境的人类的理想价值却是一样的。山川日月之美和植物动物之美以一种人类活动背景的方式被很好地保留了下来，隐蔽在传递着在文化贫乏时代里的人们的审美追求。在抛弃了其政治内容以后的今天，将作为收藏品的这一类连环画进行人类学意义的观照，我们会发现其相对可以永恒的意义特征。在那些浓眉大眼、横眉冷眼的英雄和贼眉鼠眼阶级敌人之外，还有着千姿百态的植物的风姿，因为是人眼中的植物的风姿，所以那些植物的风姿也就有了人类学意义上的审美价值。

  它们比较忠实记录了那个季节里的吃穿住用，那个年代里的工具特征和形象特点。如果说在人物形象上也有着那个时代里必然存在的高大全与脸谱化的特征的话（在正面人物身上当然没有那个时代普遍存在的补丁，也没有那个时代里因为普遍的饥饿而表现在几乎所有人身上的过分的瘦削），那么在农作物和树木、花草的描绘上则几乎可以说是真实的，是一丝不苟的了。它们在一定程度上记录了文革时期的人文环境，在高的多的程度上（相对于人物形象而言）记录了那个时期尚未被大规模破坏的自然环境（或者说是自然环境的文人理想）——至少是关于农作物和树木花草的理想。

  即使斗争和政治的风云变幻无常，但是麦收就是麦收，麦收有麦收的美丽，任何时代任何政治的东西都无法左右。收获是本质，而金黄的色彩和早起的露水是它的吸引力的不竭源泉——如今35岁以上的人应该都还有那个时代时代里关于捡麦穗的记忆：除了黎明即起的新奇和集体野餐的兴奋以外，那黄黄的麦地边上的绿绿的草、那树荫里放着农民伯伯给抬来的盛着西红柿汤的大桶的老柳树，那飘荡在没有污染的天空上的变换的云团，都曾是普遍平乏的童年生活之中一种从大自然里获得难得的审美感受的机会。如此看来，这一类连环画在经过了几十年的风雨沧桑以后，在事过境迁的今天从这个记录历史自然的角度成为收藏者的崇爱之物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我们的画家为什么要在那样的作品里那么不遗作力地记录农作物记录树木花草记录荷塘苇姿呢？在创作相对来说要自由得多的今天为什么这类东西反而十分罕见了呢？这个题外的问题也是很有意思的：那个题材和画法都很受限制的时代里，画家们要想画一些自己想画的东西，画一些和阶级斗争无关的东西，那是很难的，至少是想出版是很难的。而一旦有了这样阶级斗争的外壳，有了附和政治话语的外在形式，他们就有了出版的相对权利，就可以在阶级斗争的同时“风花雪月”一把，在还没有和经济挂勾的年代以艺术至上主义的态度将人类生活中美的植物做精益求精的描绘。我们在这里读到了压抑，读到了无孔不入的泻泄，读到了人类绘画本能之中对美的不可抑制的追求。在政治话语强迫了我们的时代我们还在以拐弯抹角的方式追求着美，在经济话语的时代这样没有限制的追求反而逐渐销声匿迹了。或许，在更高一级的自由话语的时代里，我们才可以真正融化到美之中吧。让我们相信，那将是人类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