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参与《李自成》创作是在1978年，而结束于1983年。当时的我还是一个业余的连环画、版画作者，北大荒知青。正借调到上海人美社创作连环画《隋末农民起义》。上海人美社领导认为我在表现波澜壮阔的农民起义战争场面上挺有一些个性和风格，较擅长刻划人物形象，便让我加入了《李自成》的创作集体。当时，大约有八家出版社同时紧锣密鼓地进行这一题材的创作策划。由于上海社领导多年来在组织长篇连环画创作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立马组织编文组大篇幅地改编文字脚本，规模甚大，大有志在必得、创作精品的气势。同时启用青年作者为主体并立即深入生活，记得当时领导放言说：“李自成打到哪，你们也体验生活到哪。”当时已很有名气的施大畏、罗希贤、资深老画家王亦秋、编辑黄大华和我就此北上，在大半个中国转了一圈，受到处处各地同行、群众的支持和关照，遗憾的是另一位高手徐有武因单位不放人没一起北上。

  我们北上的第一站是山海关，在天下第一关的箭楼上，当地文化局的同志打开了几乎不对外开放的盔甲刀箭库，我们披挂盔甲写生、拍照。记得我等兴奋地舞刀弄枪，迎着浩荡的夏风，望着逶迤的塞外群山，仿佛瞬间号角悲鸣，战旗猎猎，一种大战前的气氛油然而生，我们似乎都成了置生死于度外的战士和英雄。当时我们毕竟年轻，体力充沛，才二十七八岁，回到骡马店招待所，又一起学骡叫驴叫，比试着谁叫的像回事，仿佛看到了农民军中骑高头大马的年轻小将，也看到骑骡子骑驴抄着农具也参加战斗的才农民。临别时讲解员姑娘还送给大畏一袋苹果，我们嘴上说这苹果太青了会酸，但不一会就被哄抢分吃个一干二净。

  我们在陕北腹地米脂县、神奇的三省交汇的商洛山区辗转出入。在米脂杨家沟一处静谧的窑洞旁大院内，村长找来二位长得端丽秀慧的女知青，作为《李自成》小说中慧英、慧梅的造型，让施大畏和我写生。秋天的晌午，院子里打扫的干干净净，只有麻雀扑楞翅膀的声音，我们紧张快捷地画着，这既是艰巨的创作任务，也是难得的艺术享受，当然更是我向大畏学习的好机会。至于陕北的老农民、壮汉、乡里乡亲，更是投入多多地写生之中，他们的形象极其入画，我们结合着《李自成》小说中的刘宗敏、田见秀、郝摇旗、李过以及李自成、高夫人等等文学形象，在这陕北高原上，寻觅着生活中可捉摸的对象。晚上，当我们喝过土豆小米粥，疲惫不堪地躺在窑洞的土炕上，清点我们五个人各自的人物、塞内塞 外环境的写生稿，那心情别提多舒畅了。

  我们还在北京故宫博物馆的档案馆内寻觅明清的宫庭文字资料，听那些大学历史系的教授们对明末清初那段民族之间血与火的冲突历史的慨叹和分析。我们又在故宫内四处拍摄、写生，每每画到黄昏闭馆空无一人之时，夕阳下大群的乌鸦在皇宫的檐上、屋脊旁追逐、聒噪，我等便会疲惫地靠在凳子上，静静地体会着那份似有似无的历史沧桑感。

  我们追寻的地方还很多，西安、洛阳、延安、华山、黄帝陵等处，不及一一道来，我们大量地拍照，画速写，同时构思《李自成》的第一册，有丰富创作经验的大畏、希贤，对我帮助指点极大。当五个又黑又瘦、胡子拉碴而又学了一口陕北话、不时夹杂着几句农民军粗野的笑骂的好汉回到上海后，最重要的就是《李自成》小说的人物造型工作了，我自告奋勇地揽下大部分人物造型的铅笔稿，而墨线稿由大畏完成，如李自成、张献忠、刘宗敏、刘芳亮、李过、高一功、郝摇旗、张鼎、慧英、慧梅等，而罗希贤、徐有武则造型了宋南策、牛金星、李信、红娘子、杨嗣昌、崇祯帝、卢象升等。随着创作深入我又画了皇太极、多尔多铎、吴三桂、曹变蛟、洪承畴等人物造型，前前后后达上百人左右，当时我真有些指挥千军万马的感觉，快活极了。几个通宵达旦之后，除郝摇旗造型王亦秋老先生提出异议外，基本通过并上马，由五人合作作了第一册《清兵入塞》。

  记得已过下班时间的一个黄昏，编辑黄大华抱着厚厚一叠子《李自成》文字脚本走进创作室，三下五除二就被王亦秋、施大畏、罗希贤和我瓜分了。我特意挑选了那些战争场面宏大、气氛悲壮的脚本，有的与施大畏合作如《两路突围》，有的独立完成如《南原激战》、《强渡汉水》。大畏挑了《智亭山》，希贤挑了《尚炯访金星》、《智取张家寨》，王亦秋挑了《洛阳大捷》等，又留了下本《石门平叛》给徐有武。当时的大畏、希贤及我均是业余作者，尚未调入上美社。在阴冷的冬日，我在北大荒建设兵团基层领导催促下，不得不赶快回东北，好在农场领导很支持，晚上从事电影放映工作，白天画《李自成》。在冰天雪地的北国，画着明末清初刀光剑影的历史上壮阔悲凉的战争场面，想着自己前途既充满阳光又布满着荆棘，奋发之余也不免惆怅。那时的心情之复杂，力争创作成功之动力与决心，真真是难以笔达，突然觉得自己也成了一个四处征战还没有觅到归宿的农民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