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想到这2001年会是我一个很具戏剧性的年份。差不多快到年底了，冷不丁的得了一个艺术大奖，而且还是唯一的。虽说是风雨之人，获过不少奖，但我还是有些意外，有些愕然。作为一个有些建树的人，又逢知天命之年，就很要面子，怕失了风度，所以决不敢贸然去拼一个什么奖，最好的脱身办法就是去做评委，可以两全其美。果然，如所愿，美协来信通知我去做初评委。结果是一天评下来有关方面说：明天不必来了，余下之事由高评委深入下去，于是我这个初评委又转回去成了参赛者。现在看来总算万幸，既保住了颜面，又脱了嫌疑，还得到奖。事后想想这级别低（指初评委）也自有他级别低的好处。我感谢评委们，是他们作出牺牲，给了我们许多的机会。同时也要称赞上海美协这上上下下的一拨子人，在西方强势文化的压力下，在中国这绘画艺术差不多也有可能提前下岗的情况下，仍然能保持着那一份理想主义的勇气。

  作为一个向来具有独立人格的我来说，画画是我的“唯有杜康”。我只会沉浸在自己的思维模式里，沉浸在自己技巧的摆弄里，无法自拔。尽管有时试图尝试一拔，但稍欠起身子，看到外面的一片陌生，便马上又陷落回去。我是一条真正意义上的热带鱼，蛮难养的。诗人陈鹏举曾敏锐地说过我是个有些自闭的人，言下之意就是“雨人”的意思，戴逸如先生则说得乐观些，说我是中国的乔伊斯写尤利西斯。当然，这些都是朋友们谈笑间的话，是戏说。只是我认真听进去罢了。平日里我的思绪，我的作画，犹如梦游，一定要在自己所限定的空间里行走，也决不能也决不会走偏出去。有时我会去敲敲晚清海上画家的扉门，告诉他们要火烛小心。有时会潜入俄国托尔斯泰伯爵的庄园，和托老一起喝茶聊天，听他那冗长的宗教诉说，时不时我还要打一盹儿。有时又会去虹口山阴路鲁迅先生的寓所，告诉他有一种新药，叫善存片，看看有没有什么疗效。我还是中国悠远历史的缅怀者，曾和谭嗣同、林则徐一起慷慨悲歌；我还常常借助我的画室和一架黑色钢琴作为载体，用同样黑色的幽默，系列地画出一个知识分子内心的人文关怀和带点灰色的乌托邦。

  有位朋友说，我的画是写实表现主义，我看他是在恭维我，意思是我和时髦的表现主义挂上钩啦。是吗？我自问：表现主义？而且是写实的！？浮躁的时尚啊，言必称观念、主义、什么门派之类的，说实在的，烦是很烦。版画家卢治平就平实多了，有一次他对着我的新作《白夜》说：如果将你的画分成若干小块，都将十分精彩，我一听，则分明是一个高质量的学术批评么。是这样，有时我会过分追求技巧，使原本尚可的画面变得琐碎，使一向偏爱大气的我，很可能会有面临相反结果的危险。此外，我还有些不大不小的问题尚需努力去解决的。比如：色彩结构的运用；画面构成上受习惯性叙事结构的影响；偏食症等等。最近我在一个很小范围的朋友圈子里说：我正积极考虑在画面上使用综合材料，甚至要涉猎装置艺术的某些可人之处。问题是必须让它们融入我的世界，而绝不是和年轻人撞车或者比时髦。我想这难度一定很大，也会很棘手，所以说这事情接下去是有的做，做不完。既然你是要自命不凡，你就必须加强学习去新的面对。文章写到这里一定会有人打断我，问：你怎么也想搞现代艺术啦？我说：艺术形式本身没有错，为什么不可以搞？问题是外国的强权势力和国内的狗腿子露骨地破坏游戏规则，利用艺术手段大行文化侵略，把垃圾往我们这儿倾倒，我看他们是在搞意识形态的争夺。我们的中华民族能有今天不容易，可以说是千年一遇，是我们自己的地盘啊，我们不珍惜谁来珍惜！好不容易逮住一个机遇，要留神啊，千万别黄了。